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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的过程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他们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置原本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却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因此这股潮流迅涌速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弹，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1967年10月16日 佛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了“破四旧”办公室《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搜查财物的处理报告》。它规定：凡枪械、凶器“四旧”物资等一律没收，其他物品酌情予以清退。但是被查抄的文物，多数被当时的外贸部门作为工艺品“收购”，用于出口换取外汇。以后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收藏家，其不少藏品都来自于当时的大陆外贸出口。 还有不少珍贵的文物，或被毁坏，或在混乱中丢失。 　　值得注意的是，破四旧给中国文化带来的这场浩劫，破坏的大多是地面上存有的文化文物，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由于其价值重大却被保存了下来，比如作为最高皇权象征的故宫，由于周恩来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进行军事保护，以及其作为反面教材的作用，并未遭到直接破坏。 　　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308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7500件，毁坏书籍无数。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但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时，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无一幸免。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红卫兵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从而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徐文长、吴承恩、吴敬梓等人的故居都被毁坏，蒲松龄甚至被掘墓鞭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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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字比赛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 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 　　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 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 “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胡同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成了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 　　8月19日晚，上千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将挂在店门口已经70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主席画像，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8月20日，经过红卫兵小将“革命”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前门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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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 ”，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对于这个“致敬电”，毛泽东末予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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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习惯大改革

　　破“四旧”中有破除四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小将们提出，要求改变我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交通规则说明，红灯停绿灯行这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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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破四旧的种种行为也逐之渐渐消失。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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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损坏了多少文物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1958年第一次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但它们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红卫兵却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 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Ｋ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 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己有，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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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破四旧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瑰宝造成的极大的冲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的文物散落民间，而很多祖传的器物常常是皇家旧藏，极富历史价值，甚至可能是国家的顶级文物，但在破四旧的时候，人们为了防止抄家时被查出而受牵连，亲手毁掉了根多有价值的文物，这些文物永远地消失了，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让人为之痛心。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可怕的是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禁忌，把虚妄的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唤醒了他们心中的魔障。为红卫兵日后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而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受了催眠似的，在暴力残害面前变得懵懂麻木，束手就擒，逆来顺受。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激烈的破四旧运动对于当时以农村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影响最大。 　　破四旧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面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其毁灭性的打击，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节日，庆典和流传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遭受了空前的质疑和破坏，至今无法恢复，对国人精神面貌和民族信仰的摧残更是延续的几代人的时间，至今都无法估量其破坏程度和波及后果。 　　中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家谱体系几近完全摧毁，至今无法恢复。端午，春节，重阳等本应耳熟能详的传统节日被批判，文化艺术遭受空前浩劫，甚至今天有些习俗以称为实际上的“博物”。更严重的是对民族文化的摧残和误读，时至今日，在某些“文化精英”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孔子，理学等）时，都是完全继承，发展的破四旧，及批林批孔时的论调和观点，而且大有市场，至今很多人都对“文革论调”深信不疑，甚至疯狂崇拜！足以见得此运动对中国文化摧残至深。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后曾对历史问题给与定性，明确指出了文革是错误，对中国文化历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目前，中国各地一些文物得不到相关部门重视，甚至依然遭到以开发为名义的破坏，这是当年破四旧以及文化大革命对当代部分人思维严重错误影响的延续後果。 　　要知道，破坏很容易，但是要恢复起来，却很难很难，破四旧应该让今天的我们好好反思。

这所以转这篇文章，除了这篇文章感人，还有个由头。那就是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现在有些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共产党，一说到毛泽东，好象他们就有一种天生的仇恨。我就奇怪了，凭他们的年龄，共产党不可能跟他们有什么深仇大恨，毛泽东故去那么多年了，更不可能了。难道说他们的父辈、祖辈跟共产党、毛泽东有什么深仇大恨不成？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一听说共产党、毛泽东的什么好话，就跟被开水烫到了似的跳起来大骂，或者很“文明”地冷嘲热讽，或者造谣生事？

我从不说这篇文章是什么历史，我也从不说现在的正史全是无可挑剔的，但我从来也不认为现在的正史就全是谎言。

算了，说得太严肃了，不太适合517这样的网站上讨论。

大家也轻松些吧，不要再做这么严肃的讨论。希望这篇文章只说感情，不说政治，不说时事，甚至不说历史。

 

毛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需要从多个方面（历史、伦理、浪漫诗人、政治家、革命者、强势人物等等）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里不赘。毛对我个人的影响很深，既使是在他去世多年后仍然如此，我至今持有的唯物史观就是他领导的共产党教我懂得的，因此我理解怀山童鞋的部分情感。但是，怀山童鞋转载这样一篇文章就能解决你说的问题？我怀疑。且不说这篇文章题目与内容的矛盾（我在前面的跟帖中有简单说明，其他网友也有讨论意见），也不说找不到“文责自负”的作者，更“不说政治，不说时事，甚至不说历史”（尽管你说够了吼吼），依你而言就说情感。难道那十几万牺牲在朝鲜战场的英烈（按目前官方数字）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的父母在送出自己儿女的时候就没有丝毫情感？怀山童鞋在关注领袖情感的同时，是不是也能对普通人的情感命运有一点关心？今天的年轻人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身上有更多的现代人文精神，这是几十年社会发展变化的积极成果。同时，今天的年轻人也面临更多的生存挑战和压力，生活并不容易。对他们是不是多一些理解和沟通，少一些棒喝与指责，这样于国于民族应当更为有利吧。据我了解，怀山童鞋年纪也不是很大，我们都不要做九斤老太吧！

呵呵，看来严肃的话题不讨论是不行啊。

 

我感怀毛泽东的儿子，就等于说别的英烈是石头里出来的？我说毛泽东在送出自己的儿子时有感情，就等于说别的父母在送出自己儿女的时候没有丝毫感情？我只不过是转了一篇文章，怎么就成了对普通人的命运没有关心？难道说我需要在转这篇文章的同时，再转一篇对普通人的情感命运关心的文章，才叫正确？那——本来我不想说假如的，但不得不说——假如我同时转了一篇关于普通人张三的文章，对他的情感命运表示关心了，会不会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同时转述李四的文章？我讲了我对某件事的不可理解，怎么就成了棒喝与指责？

 

年纪大不大，跟是不是九斤老太没关系。比九斤老太年龄大的人有的，也不是都成了九斤老太，同样，比她年轻的也不见得成不了九斤老太，当然为了防止别人误解或曲解我的意思，我得说明我说这话不等于承认我是或我在做九斤老太。